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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广东省中山市等地出现的“妈妈岗”颇受
在中山市港口镇，29岁的女工黄春花，拿下传送带上匀速出现的一个个音响主机，熟练地在它们底部贴上操作指南。这些音响之后将漂洋过海，出现在欧美国家超市的货架上。
虽然这样的工作她每天要重复几百次，但一个月下来能拿到元左右的薪酬。而且工作时间非常弹性，可以随时请假，请假的空缺由现场的全能工补上，耽误的工时可在当月其他时段选择是否补齐。
这让黄春花不用再为接送孩子上下学和工作时间冲突而经历内心的撕扯。值得一提的是，她该拿的工资收入、该有的福利待遇，丝毫不受影响。
在中山，这种让妈妈们既能工作赚钱又能顾家养娃，弹性安排时间的工作，有个响亮而温暖的名字：妈妈岗。
据了解，在黄春花所就职的公司，像她这样的“妈妈岗”有个，占全公司一线员工人数约1/3。而在整个中山市，多家企业设置了“妈妈岗”，岗位数量超个，且还在不断增长中。
同时，在广东佛山，多家企业开设了“妈妈岗”，涵盖电商、商贸、工业生产、家政服务等领域，为多名妈妈提供了就业机会。
全国一些地方也有类似尝试。江西吉安峡江县有药厂开设了专门针对留守妈妈们的生产线；在抚州崇仁县，服装企业在学校附近创办缝纫“社区车间”，吸纳陪读妈妈们就业。
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密集调整，逐渐放开，继年施行“全面两孩”后，去年5月，“全面三孩”时代正式开启。在此背景下，降低生育成本、缓解育儿压力成为社会
多项关于生育意愿的调研发现，因为女性要花费更多时间照顾家庭，致使职业生涯发展受限、收入减少，导致她们在多孩生育决策上犹豫退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援引我国相关研究认为，在教育竞争的背景下，“密集型育儿”蔓延，加剧了女性所面临的角色冲突。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菊华认为，降低孕育、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目标。除了生产阶段外，养育阶段的保障也需
从这个角度来说，“妈妈岗”化解了女性的角色冲突，让那些因生育而被迫中断职业的人得以重返劳动市场，哪怕只是作为特殊时期的过渡，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育家庭的经济压力。“这对缓解育龄女性生育焦虑，释放生育潜能具有积极作用。”郑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梅说。
弹性就业何以可能
黄春花和她的工友们在找到“妈妈岗”工作之前，都遭遇了求职的窘况。“不是工作需要加班或出差，无法顾家，就是公司嫌我们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但另一边，在疫情冲击下，外出务工人员加速回流“老家”，用工紧张加剧。面对不断恢复的订单量，不少企业主只能望“单”兴叹。为赶产完成订单，经常急得四处“借人”。
一边是想要工作的女性受家庭羁绊而无法“动身”，另一边是大量用人企业用工紧张。“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有用工需求的企业和有就业需求的妇女之间做一个链接？”中山市妇联主席余建思回忆说，基于这个设想，中山市妇联率先向社会倡议推行“妈妈岗”。
年5月，“妈妈岗”探索在中山正式启动。中山市人社部门、各级妇联等联合起来，走访用工单位，收集部分企业可弹性工作需求信息，打算从供需信息链接入手。
养发师、喷油工、打枣、普工、客房清洁员、装配工……很快，第一批用工信息在中山市妇联的
名字一下就叫响了。第一期“妈妈岗”信息发出后，“两三个小时点击量达到六七千，非常少见”，中山市妇联宣教组联部部长张慧说。在下方的评论区，有网友留言：“希望能普及到各个镇区”“建议增加一些编辑校对等有一定文化程度要求的岗位”。“这些反馈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产后就业的强烈需求，也坚定了继续做‘妈妈岗’的决心。”余建思说。
在推广过程中，有人认为“妈妈岗”就是钟点工、生产工或兼职等。对此，广东省妇联主席许红澄清说，其实并非如此，“妈妈岗”也可以是正常工作8小时、偶尔需要柔性管理的岗位，或者是需要专业技能可居家办公的岗位。
据介绍，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妈妈岗”已发展出至少4种不同的模式。
第一种就是黄春花所在的灵活“妈妈岗”，企业从流水线原有工序中选取纯手工操作或技术门槛较低的工序拆分出来，女职工每天工作5~8小时不等，上下班时间自由掌握。
第二种被称作弹性“妈妈班”，企业根据不同机台的性能和产能，分不同上班时段，女职工可以自主选择。
第三种是外发“流动岗”，对于易携带、纯手工制作的小部件，企业定时上门发料、定时上门收货，对高需求家庭照料的女性非常友好。
相较之下，最后一种则要新潮一些，是工作地点双弹性的“妈妈新业态岗”。如创意设计、文案策划、直播主播、电商运营等新的灵活用工需求。这类工作自主性高、工作方式灵活，且对专业技能有一定要求，正成为越来越多白领妈妈的倾心之选。
在有着“中国花木之乡”美称的中山市横栏镇，在经过为妈妈们专门打造的营销、摄影等系列培训课程后，多名“宝妈”已化身“探花姐姐”，在当地大大小小的花木档口直播带货。作为IP的“探花姐姐”，正在加速养成中。
“妈妈岗”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
对于设置“妈妈岗”的决策，在采访中，一些企业声称是出于承担社会责任等考虑下的“让利”行为。黄春花所在公司的负责人余清最早也这么认为。
“让利”一说，默认的前提是，雇佣产后女性，企业要为此支付更高的用人成本。就拿黄春花所在的流水线来说，因为妈妈们可能随时会请假，为了不让生产受影响，公司不得不增设“全能工”岗位，以便随时“顶岗”。对于企业来说，工时的损失、对生产流程及管理的改造等等，确实都是需要额外承担的成本。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磊也指出，与男性相比，由于生育、幼儿照料等方面的自然分工，使得女性在工作时间投入和工作连续性方面处于劣势，决定了企业在雇佣女性时可能承担额外的成本。
但让余清没想到的是，“妈妈岗”的女工们虽然工作时间弹性，但她们的工作业绩却非常坚挺。他们统计过，“妈妈岗”人员流失率低，稳定在5%左右，而其他用工模式动辄15%，在某些季节甚至超过30%。而且因为归属感强，忠诚度高，“妈妈岗”工作效率和产品合格率也都比普工更高。因此，公司放心地把高端产品的生产任务交给了“妈妈岗”员工。
余清的统计和观察，在陈梅和李磊早前的研究中已得到证实。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两位学者研究发现，女性就业份额提升对企业出口规模有促进作用，而且在外资企业、技能密集型企业、女性密集行业、高技术行业和女性受教育水平低地区的影响更大。
更为重要的是，李磊补充道，长期来看，对生育期间女性员工的政策偏向或者照顾，对于企业全面获得员工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收获包容、多样性劳动力群体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具有积极意义，“而这有利于企业在长期发展中降低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
“当初是打着企业‘让利’的心态来做这件事，企业最终却成了真正的受益方。”余清说，在看到“妈妈岗”的巨大潜能后，公司匀出更多的工作份额用来招聘“妈妈岗”。眼下，新的“甜蜜烦恼”是，公司的用工需求仍在增加，但“附近有需要的妈妈都已经就职了”。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人口红利日渐消退且不可逆转。陈梅认为，育龄妇女既是生育的主体，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需要看到，占我国人口一半的女性，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认为，随着人口红利逐步减少，“妈妈岗”等灵活就业岗位的设置，对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实现对既有女性人口劳动力及技能的利用，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也正是基于此，不少学者强调我们要从“人口红利”转向
陈梅和李磊都表示，“妈妈岗”这种就业形式的探索，“充满温情与智慧”，“有可能形成员工、家庭、企业、国家的‘多赢’局面”。沈洋也指出，“妈妈岗”的推广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女性发展。
共担生育成本
在黄春花任职的公司，“妈妈岗”与其他岗位同工同酬同待遇。这也意味着，除了工资薪酬外，公司每月要为每一个“妈妈岗”女职工同样缴纳元的社保，95元的公积金，按年度一次性购买雇主责任险。
不过几个月后，在“妈妈岗”五险一金缴纳额上，该公司将每月每人省下近元，接近缴纳额的一半。7月初，中山市政府出台《关于大力推行“妈妈岗”就业新模式的若干措施》，正式将“妈妈岗”工作纳入该市贯彻落实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实施方案。
该份扶持文件明确了税收减免、培训扶持、就业服务管理等多项“妈妈岗”扶持政策，“含‘金’量很高”，广东省妇联主席许红说。
按照政策，企业每成功申报一个劳动合同用工“妈妈岗”，与劳动者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保，将每月获得元的社保补贴和元的岗位补贴。如果符合条件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署的是劳务协议而非劳动合同，是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保的，那么前述元的社保补贴则发放给妈妈本人。
此外，无论是劳动合同用工还是劳务用工，成功申报“妈妈岗”的企业，每年都可享受不超过元的精准培训补贴；若就业者为脱贫人口或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再叠加享受元的多种税收优惠。据了解，中山市政府设置的该专项资金达万元。
为推广“妈妈岗”等灵活就业形式，中山人社部门开辟线上线下信息发布及招聘渠道，并依法开展检查监督，督促企业落实劳动法律法规。
此次真金白银的补贴，被认为是政府与个人、企业共担生育成本的切实举措，因而备受好评。
李磊指出，这一公共政策将激发企业支持女性再就业的积极性和热情。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慧也认为，相关补贴惠及大中型企业高技能、高质量专业技术岗、管理岗位女性，将产生更加积极的社会效益。
随着生育政策的密集调整，各地都出台了配套措施，如延长产假、增加陪产假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企业作为经济发展主体，可能缺乏主动意愿雇佣女性员工。不过，中山市人社局局长黄学礼认为，可将“妈妈岗”这类产后女性灵活就业纳入省市级和中央就业补助专项资金的支持范畴。目前，前述专项资金的补贴对象以就业困难人群、高校毕业生等为主。
由于一部分“妈妈岗”的就业者属于灵活就业，有人因此为她们贴上低技能的标签。陈梅认为，对此大可不必忧虑。灵活就业虽然看似“不正规”，但并不就等于低技能、低质量就业。未来随着灵活就业规模的扩大、就业质量的提高，以及相关政策保障的强化，相关的歧视将会缓解。
对此，黄学礼也指出，对于灵活就业人群需要进一步加强职业能力培训，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
“我们要认识到，支持家庭、更准确地说是女性平衡职业发展和育儿责任，更主要的可能还是要靠政府大力发展公共托育服务体系，进一步分担家庭的抚育照顾责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说。
“国外及国内一些省市增设男性陪产假、育儿假的经验值得借鉴和鼓励。”杨舸和沈洋均指出，这将有利于引导男性重新调整工作和家庭投入的时间分配，承担起更多的育儿责任。
这个酷热的夏日，黄春花和工友们的孩子，就在妈妈百米开外的专属活动室玩耍，陪妈妈上班。而在其他地方，更多的叔叔阿姨们正积极奔走，为那“半边天”寻找更多可能性。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刘斌
审签/乔虹
监制/席淑君
